《一九四二》讓我想起了《饑餓游戲》，這絕沒有對當年那成百上千萬中國人所經歷的苦難不敬的意思。饑餓游戲的本質是求生，而且是在拋棄正常的道德底線和行為規范的前提下不擇手段的求生，為了生存這個終極目標，你甚至可以奪取他人的生命而不受責罰。

　　《一九四二》中的逃荒又何嘗不是如此？為了不被餓死，可以去偷盜劫掠、去賣掉妻兒、去易子而食……由于禁忌原因，影片并沒有展現更嚴酷的求生方式，但也最大限度地還原了那個人間地獄的慘絕人倫。我們不會指責栓柱和瞎鹿偷取白修德的財物，也不會鄙視老馬對日本人的賣身投靠，對于從小就接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信仰教育的我們來說，《一九四二》其實是在讓我們正視人內心的生欲和軟弱，活著才是最大的道德，在這個饑餓游戲中，自己才是自己的上帝。當然影片也并沒有絕望到底，影片中的一些情節還是能讓人在徹骨的寒冷中去體味到一絲溫暖和亮色的，如花枝和栓柱的命運，老范最后對棄童的關愛等等。
 
　　同為大事件背景下的平民化敘事，馮小剛在《一九四二》中要比《唐山大地震》冷峻和成熟得多，拋開電影技法上的東西不談，更加人性化的價值取向和更具影射意義的現實批判都是《唐山》所不具備的，也使影片避免了成為對民族苦難的一次商業消費。也許這些東西更多地得益于劉震云。馮小剛的電影作品可以分為喜劇和非喜劇兩大類，個人認為在這兩類作品中分別代表馮小剛最高創作水平的分別是《手機》和《一九四二》，而這兩部電影的一個共同點是劉震云的原著和編劇。如果把這個判斷引申一下，馮小剛最好的電視劇作品《一地雞毛》也是來自劉震云的文本。

　　劉震云和與馮小剛合作過的其他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農村生長背景，他有著根深蒂固的淳樸價值觀，以及由真正的苦難發酵出來的幽默和練達，這與王朔俯瞰紅塵式的尖刻調侃是有著本質不同的。如果說有著相似成長經歷的王朔與馮小剛是相濡以沫的關系，那么劉震云的農民式智慧對于馮小剛的意義則是醍醐灌頂的。從文學范疇上說，越接近中國農民，就越能直抵中國國民性的最深處。因此，《一地雞毛》中的小林和《手機》中的嚴守一都是來自農村的，而《一九四二》中的流民更不用說了，他們本身就是農民。而當我們經由一個農民的視角去感受這個世界時，我們的情懷往往是悲憫的，甚至有點兔死狐悲，因為離開土地的農民融入這個紛繁世界的方式往往是困惑的、痛苦的、被顛覆的、被傷害的，這其實是我們每個人境遇的放大和反射，當然趙本山們給我們呈現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快樂生長的社會主義新農民不在此列。

　　這是不是馮小剛最好的電影可以見仁見智，但我認為這起碼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導演作品。馮小剛為這部電影籌劃了近二十年，起初可能只是一個意向，但后來已經成為他試圖證明自己駕馭題材和升華創作能力的一個夙愿。也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一九四二》那樣的夢想，也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凱撒大帝那樣說：“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征服了！”但對大多數導演來說，他們終其一生可能都碰不到自己的《一九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