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1942年河南大饑荒是不存在的，不在記憶中留存的歷史往事近乎于不存在，很多中國人是習慣于遺忘、淡漠的，并不很遙遠的慘事也可輕易放下，甚至都不知發生過。真實歷史猶如沙畫一般早已經揚塵暴土般劇烈出現然后再次歸零。與劉震云的中篇小說《溫故一九四二》相比，馮小剛導演、劉震云編劇的電影《一九四二》，在信息量上更加龐雜豐富，也更容易為普通群眾所接收信息。

　　馮小剛和劉震云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是向中國人說：“別忘了這段歷史。”事實上，無數的中國人根本記不得祖宗十八代、八代，能夠對祖宗三代的歷史有清楚了解的，已然是少之又少。在那個還可以自由逃荒的年代，賣自己、賣家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我們并不久遠的過去，遠沒有那么美好。如今我們在打撈民國的榮光，也要銘記那些倉皇的悲歌。農民和地主，都是土地的主人，他們本應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的耕作、生活和遷徙，按照自己的選擇生存，即便遭遇天災，也應該有足夠的自我救助和社會救濟，然而一九四二年絕無可能，事實上他們經常要遇到這種比這更嚴重的情況。

　　《一九四二》最終，出現一個孤女，三十五秒鐘，按照編導的說法，她才是本片的主人公，她交待了畫外音旁白者的來歷。這與《一句頂一萬句》互文來讀，更是看不盡的悲愴民族痛史，編導演以泣血浩嘆之態，試圖喚起眾多“裝睡的人”。劉震云的最新小說《我不是潘金蓮》，采取的結構與本片相仿，絕大多數文字是漫長的序幕，為了勾出作者滿含熱淚的人和事，寧肯繞最遠的彎子，也是為了讓讀者-觀眾不再輕易去忘記。

　　劉震云是幽默的河南人，善于自我解嘲，《一九四二》里的東家、長工、廚子等等人，都從原著小說里衍生出來，有著特定條件下的堅韌，本片對他們性格的描寫是善良、犧牲和兌現承諾。為了活著盡可能的在國土上遷徙，當然限于無政府狀態下的泥沼之中。張國立、徐帆、張默、馮遠征等人的演出，不夸張、不虛浮，可以說是處于怯懦和擔當之間，因為他們有著足夠的饑餓DNA，以及逃荒經驗，他們如同野草和飄蓬，對未來最大的希望，是希望自己的后代像狗尾巴草一般的種子，能夠在拙劣環境下活下去。面對史上最殘酷的饑荒，他們做不出更有先見之明的預案。

　　與3000萬饑餓中的河南人相比，是食物鏈頂端的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和蘇聯人等等的信息，丘吉爾的感冒絕對比遠征軍的劫難和河南省主席的災情匯報更重要，陳道明和李雪健飾演的角色，在歷史的縫隙里無法自由呼吸，但是他們的遲滯或顢頇決定著更多人的生死。

　　歷史最殘酷的無情之處，是只能記住極少數名字的帝王將相的家族或相砍史，而不會記得數百萬人如何掙扎，無非是“大饑荒”、“人相食”罷了。國史館的刀筆，從來都是短缺的，而墨寫的文字總是要比血寫的現實更加易于風化，且群眾也幾乎不看書、不記得老故事。馮小剛導演的《一九四二》，相信是九成九以上中國人第一次通過影像的方式知道（再次知道）那段歷史的存在，本片最大的意義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