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養毅曾問孫中山：“您最喜歡什么？”孫答：“革命！推翻滿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歡什么？”孫注目犬養毅夫人，笑而不答。犬養毅催問：“答答看吧。”孫回答說：“女人。”犬養毅拍手：“很好，再次呢？”“書”。

　　秋瑾被捕后，山陰縣令李鐘岳不肯刑訊逼供，只是讓秋瑾自己寫供詞，于是留下了“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傳世的絕命詩。李鐘岳離任到杭州賦閑之際，每天念叨著“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兩句話，對秋瑾之死深為內疚。痛苦悲憤之余，他逐漸產生了以身殉道的念頭，經常獨自一人將密藏的秋瑾遺墨“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視默誦”，并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責下他自殺身亡，離秋謹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后蕭條，幾不能棺殮。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響，袁世凱自小雖然輕視讀書，卻喜愛兵法，立志學“萬人敵”。嘗自謂“三軍不可奪帥，我手上如果能夠掌握十萬精兵，便可橫行天下”。喜好兵書，常常不惜重金搜羅購買各種版本的兵書戰策，被人譏笑為“袁書呆”。

　　黃興曾寫詩說：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罷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向落暉。又詩說：入夜魚龍空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辜鴻銘怪名滿天下。他在北大講英詩，時而對學生說：“我今天教你們外國大雅。”時而說：“我今天教你們洋離騷。”“洋離騷”是指密爾頓的一首長詩。羅家倫等學生在教室里對辜很尊重。五四運動時，辜在一日本人辦的報紙上發表文章，大罵學生是暴徒，是野蠻。羅家倫受不了，質問辜：“先生，你從前寫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知‘內中國而外夷狄’，你現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辜氣得臉色發青，大眼睛鼓起來，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后站起來拿手敲著講臺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

　　王懿榮愛好文物收藏。他對出土文物較多的河南、陜西等地，游歷時總是流連依依，不忍離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他曾說：“東坡說岐山購物慚，乃皮相耳。東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纏十萬貫哉？若有之，決不上揚州。”

　　傅增湘，字沅叔，為民國后校勘古書最多之人，平生所校書在千部以上。他曾由天津赴北京圖書館校書，住館一百零六天，校書三百四十二卷，因該館停閉才告一段落，可謂一癡。傅精于版本、目錄、校勘之學，對古籍沉浮情況了若指掌。王國維嘆謂：“此間無書，有則必為沅叔所得，雖書肆不能與之爭。”

　　1910年，陳獨秀給蘇曼殊寫信，問他：“有奇遇否？有麗遇否？”當時陳剛與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問蘇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詩賀我乎？”

　　宋教仁認準事理便堅決去做，不為做事作任何掩飾。在民初兩院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之后，宋教仁到處演講。他認為實現民主的日子已經不遠了，賦詩抒懷，躊躇滿志，甚至致電袁世凱，寄厚望于袁。在武漢，譚人鳳好心勸誡“責任內閣實難望成功，勸權養晦，無急于覬覦總理”，并明確向宋透露：會黨頭目應某已經從政府那里領取了巨額款項，需要戒備。生死攸關，宋教仁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字。陳其美、徐血兒等也勸他防備暗殺，他仍如無事人一般：“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

　　陳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復會中僅次于章太炎的二號領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從南洋帶回的華僑捐款，陶予以拒絕，并說：“你好嫖妓，上海盡有夠你用的錢，我的錢要給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國期間，高語罕、傅斯年、羅家倫、遂子、葉枚等人，在德國游學為鄰。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則是信仰上的敵人，高語罕常于清晨到遂子家，多為黨務。高深信共產主義，遂子極為反共，因其時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并為一家。二人表面上親熱，實則貌合神離。遂子回憶說，老高年邁四十，發已微白，近視眼，十足的學者風度，稍為酸氣，同志們叫他“高老頭子”，諢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對遂子說：“昨夜實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雖可笑，但不失其為老實話，并證明他無桃色事件。

　　1921年，楊步偉與趙元任結婚。兩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別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園當年定情處照相，再向親友發一份通知，聲明概不收禮。下午一個電話把胡適和朱征請到家中，楊親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胡適朱征做證人，簽字。為了合法化，貼了四角錢印花稅。

　　李叔同做了和尚，學生豐子愷仍跟他有來往。弘一法師曾到豐家，豐子愷請老師就座。法師把藤椅輕輕搖動，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豐問何故，法師答說：“這椅子里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動，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

　　朱湘脾氣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認，“吾愛友誼，但吾更愛詩藝。”他跟徐志摩、聞一多最終沒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處處碰壁，工作丟了，夫妻散了，朋友斷了。他說，做文章誤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啟超多變。有人說：康有為太有成見，梁啟超太無成見。1900年他背離康有為的保皇立場，大倡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新說，愿同孫中山合作；1902年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表示“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作《新民說》，甚至提倡革命排滿，后又“悔過自新”。民國后他曾與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同流共事，袁氏稱帝，他又憤起討袁，他幾次宣布脫離政治又一再熱衷于仕途，像個縱橫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識，卻終難有所作為，梁評價自己說：“……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后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蓋生性弱點然矣。”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擔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