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后一個他（鐘賢道），我的后半生也許仍飄泊不定。歷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懷念。”——王映霞

　　“杭州第一美人”天下女子數蘇杭，蘇杭女子數映霞。

　　當年號稱“杭州第一美人”的王映霞，原本姓金，小名金鎖，學名金寶琴，生于杭州。據說，之所以起乳名“鎖”，是因為“鎖”字是由金、小、貝三個字組成，意為金家的小寶貝。后因父親金冰遜早逝，她隨母親住到外祖父、當時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家中，并過繼給王二南做孫女。王二南系南社社員，琴棋書畫俱精，他為小金鎖改名王旭，號映霞。王映霞自幼承歡在王二南先生膝下，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的熏陶。

　　王映霞肌膚白皙，從小就有“荸薺白”的雅號，是杭州城里有名的大家閨秀、絕色美人。聰慧過人的她先在外祖父開的蒙館讀《三字經》，后入教會學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師范學校。

人生若只如初見

　　似錦流年，如霞笑靨。那一年，那一日，那個人，注定要相見。

　　1927年1月14日，友人孫百剛家中，19歲的王映霞面如銀盤，眼似秋水，挺直的鼻梁，窈窕的曲線，一經出現，立刻讓邂逅她的郁達夫驚為天人，并且很快不能自拔。在日記中，郁達夫意亂情迷地寫道：“我的心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在不久之后的2月17日的日記中，郁達夫表白得更為清晰：“咳嗽總是不好，痰很多，大約此生總已無壯健的希望了，不過在臨死之前，我還想嘗一嘗戀愛的滋味。”

　　郁達夫才華橫溢，有名士風度，當時已享譽文壇。對于19歲的王映霞來說，郁達夫不久前還是只能在書本中、在先生口中聽到的名字，此刻卻如此熱烈地追求自己，這令她難免有恍然若夢之感。所以盡管當時的她已有了將要完婚的對象，盡管已有家室的郁達夫并不是最合適的結婚人選，但在郁達夫毫不掩飾的愛戀與熱烈追求下，王映霞還是在“猶豫、困惑、煩惱、興奮”的舉棋不定后，毅然投入了郁達夫的懷抱。

　　兩人從熱戀到結婚，速度很快。1928年2月，王映霞與郁達夫在西子湖畔大旅社舉行婚禮，才子佳人，名動全城。那一年，她20歲，郁達夫32歲。當時柳亞子贈詩郁達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侶”一句傳誦一時。

風雨茅廬幾度離恨

　　婚后，郁達夫、王映霞從上海移家杭州，筑下愛巢“風雨茅廬”，并與當時杭州的上流社會有了很多的交往。

　　王映霞曾回憶說：“（初回杭州），這就很自然地給我招來了不少慕名和好奇的來訪者，增添了麻煩和嘈雜。從此，我們這個自以為還算安靜的居處，不安又不靜起來。比如，今天到了一個京劇名角，捧場有我們的份；明天為某人接風或餞行，也有給我們的請帖。什么人的兒女滿月，父親雙壽，乃到小姨結婚等等，非要來接去喝酒不可。累得我們竟無半日閑暇，更打破了多年我們家中的書香氣氛。我這個寒士之妻，為了應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們來往了起來，由疏而親，由親而密了。所謂‘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正是我們那一時期熱鬧的場面。”

　　然而好景不長，由于年齡、性格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間漸生罅隙。1936年春，郁達夫應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王映霞偕其母與三個兒子避難富陽、麗水、漢口。也許是由于時光的消磨，此時的郁達夫對王映霞的愛戀已漸趨冷淡，這讓王映霞十分失望。1938年10月18日，她在寫給郁達夫的信中抱怨道：“別人都會在文章中稱贊自己的妻子、愛人，只有你，一結婚后便無聲無息，就像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這個人一樣。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個被你朋友遺棄了的愛人來得值得……”

　　后來郁達夫又在家中發現了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盛怒之下，與王映霞反目。王映霞亦離家出走，后雖在友人的調解下有了暫時的和解，然而感情的裂痕卻很難痊愈，最終導致二人在新加坡惡臉相向。郁達夫推出《毀家詩紀》，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回應，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下，這對當年的“神仙侶”最終以“協議離婚”而分道揚鑣。

再披嫁衣依舊傾城

　　離異后的王映霞輾轉到了重慶，魅力依舊不減當年，仍是眾人眼中十足的“美人”。

　　1942年4月，由國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慶再披嫁衣。新郎鐘賢道畢業于北京中國大學，當時任職于重慶華中航業局，擁有不錯的地位與權力。他們的婚禮極為排場，賀客盈門，宴賓三日，王瑩、胡蝶、金山這些當時的大明星都前去赴宴。

　　章克標在《文苑草木》中提到這個盛大的婚禮時說：“他們的婚禮是十分體面富麗的。據說重慶的中央電影制片廠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紀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

　　霧都為之轟動，坊間皆稱：“鐘賢道拐了個大美人！”

平安相守歲月靜好

　　婚前，鐘賢道曾向王映霞許諾：“我懂得怎樣把你已經失去的年華找回來，請你相信我。”事實證明，鐘賢道用他的一生實踐了這個諾言。

　　解放后，鐘賢道到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工作，生活比較安定。鐘賢道很務實，是那種愿意付出一切努力把家庭生活過好的男人。一開始，家里經濟條件還很好時，鐘賢道經常帶上一家人，星期天去國際飯店的七重天西餐廳吃飯改善生活。不過，慢慢地，鐘賢道的狀況開始變差了——從航聯保險公司，他又被安排去了中國人民銀行，先當處長，后來什么也不是了。工資收入也越來越低，從最初的每月三四百元，一點點下降，到后來最多時每月只有六七十元。但他仍盡己所能，做一切能令王映霞感到幸福快樂的事。在王映霞身上用錢，他從不心疼，而對自己卻相當省儉。他不吸煙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舊的。上世紀70年代，他給自己買的帽子也僅是五毛錢的便宜貨。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絕對讓給王映霞，甚至勸孩子們也少吃點兒讓媽媽多吃點兒。

　　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幸虧只是口頭參加，向組織說清楚這段歷史后即被解禁，前后僅二十天。王映霞關押期間，鐘賢道心急如焚，探視、送物，竭盡所能關懷備至。回家后，為了給王映霞“壓驚”，鐘賢道還在錦江飯店開了個房間.讓她休養，又帶她到蘇錫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

　　對于鐘賢道，王映霞無疑是心滿意足的，她曾多次對朋友說：“他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38年，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說，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與王映霞相愛相守了38年的鐘賢道在上海病逝；2000年2月，92歲的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鶴歸去，并與鐘賢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